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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为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主办北京巡回演讲

文章导读: 人提出问题是为了寻找答案。提出问题的人不只是想知道事情发生、发展的原因和过程,最重要的目的是想通过了解的信息看清未来的走向,因为他们更想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未来,有些人充满期待,坚信美好的明天终将到来,但是也有人心存疑虑,他们希望有人能把他们从犹疑惶恐中拯救出来。那么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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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24日,中国经济周刊专栏作家、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携其新作《21世纪政治经济学——世界将何去何从》,来北京作为期两天的巡回演讲。《21世纪政治经济学——世界将何去何从》一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和中国经济周刊联合出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和中国经济周刊总编辑季晓磊等国内外知名人士,对本书作了专家推荐。

此次北京巡回演讲活动,由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与中央编译出版社联合主办。巡回演讲共四场,分别为:波兰大使馆、中央编译出版社、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中央编译局局长贾高建、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以及各高校相关负责人等,在演讲现场与科勒德克见面座谈。

科勒德克曾担任波兰副总理及财长,是一位在政治经济领域有过丰富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是东欧国家中带领国家成功转型的重要领导人。与以西方经济为本位的经济学家不同,他对世界经济的局势有自己稳健而理性的认识。在《21世纪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他针对新自由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以2010年前后的世界经济危机为例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面对的真正难题是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本质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他说市场与政府之间应该是互补关系,而非对抗关系。

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称科勒德克是目前国际上最敏锐的经济观察家之一,他站在世界经济的巅峰,对整个世界领域的经济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而非针对某一个地区的经济“抓药方”。他指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正形成十五个区域性的集团,这十五个集团将在政治经济领域内一体化,这就涉及到各国间的协作和冲突,市场的需求与政府之间的调控。未来世界的发展是,无论有怎样的贸易纠葛和地区性的竞赛,但全球化不可逆转,这是人类的大趋势。在谈及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电讯在美国的发展势头,他也不忘提出佐证,以数据说明华为在全球电讯设备供应商中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不会成为美国经济的威胁,恰恰体现了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企业的发展。全球化不是某一国,某一个地域经济的领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政治上的协作,经济上的融合。

科勒德克认为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一样,都是不可逆转的。在亚洲地区,中国大陆和其所属的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势必成为一个大的经济体(他认为台湾必将回归)。同时,他还指出非政府组织在经济领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公民社会变得更加进步,从而使跨区域性的合作与交流更加通畅,减少了文明的冲突,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此外,他还在该书中谈及了区域发展可能产生的冲突(甚至战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国际间的分歧等重大问题,然而这些论点都指向一条——这将是人类的最终道路。

文/编译

延伸阅读:

充满希望的前言

人提出问题是为了寻找答案。提出问题的人不只是想知道事情发生、发展的原因和过程,最重要的目的是想通过了解的信息看清未来的走向,因为他们更想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未来,有些人充满期待,坚信美好的明天终将到来,但是也有人心存疑虑,他们希望有人能把他们从犹疑惶恐中拯救出来。那么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呢?

我们会变成什么样?每隔几天就会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有可能发生什么?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又是如何得知哪些事情必然会发生呢?我们如何了解事情的发展取决于哪些客观条件?将来会获得什么收益?获益人是谁?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谁能依据他们的哪项权利提出要求?谁又知道如何才能将现实变得更加美好?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它们的关注点不同。

未来该由谁来负责?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问题的根源要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上寻找,但是未来尚未到来,等到那一时刻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像以往一样以史为鉴,让历史承担起人类原罪的责任。合理的推定应该是这样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未来并非依靠命运星象,而是取决于生命个体的天性和社会进程,很大程度上来说,应该是我们做出的决定,社会科学也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主要是经济学。越是责怪过去的不足和现在的欠缺,就越可能给未来背负更大的包袱,对人们渴望得到的美好未来造成影响。经济学不能拯救世界,但是能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那么,世界将何去何从呢?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还是毫无线索?未来的生活是值得拥有的吗?我们要去哪里找寻?如何得到?经济学家说起来神乎其神。我们要依靠命运,还是要将命运抓在自己的手里,努力给自己的生活找到方向,让我们的家人、邻居、社会、国家都能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我们能实现到哪种程度?能够做些什么?经济增长受到了哪些限制?

在最近这次危机发生之前的几年中,用传统方法计算的经济增长率年均波动幅度在四个百分点左右;从过去近两百年的历史统计数据来看,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世界经济还能再次回到之前那种高增长吗?有这种可能吗?有这个必要吗?抑或我们将来追求的目标会逐渐转移,不再简单追求可以量化的产出增长了?如果用人均GDP衡量国民收入,每年增幅在7%左右,那么每十年就能翻一番。在下个十年中翻一番,以这种速度追赶发达经济体,有多少国家可能达到这种增长水平呢?如果这种设想是不现实的,那么我们应该抱有何种期望呢?也许我们正身处比最近这次危机还要严重的灾难中,各种纷争正在不断恶化,随之而来的冲突也会不断加重,而且不只是经济方面的冲突,事情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吗?局势会好转吗?也许我们的问题应该是“什么时候会变好”。对于这个问题,难道答案真的只能是之前的敷衍之词——“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吗?

中国有句谚语:“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宁可做太平盛世的狗,也不做战乱时代的人。用来表示生逢乱世的痛苦心情)”这句话听起来既像善意的祝福,又像恶毒的讽刺,在今天听起来显得尤为真实。从某些方面来讲,如今这个时代可谓乱世,各种宏大进程相互叠加,将文明的面貌彻底改变。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用他的笔描绘着各种启蒙事物的时候,地球只有2亿人口。托马斯·阿奎纳(约1225—1274)向人们传教各种开明思想的时候,地球只有3亿人口。如今,不超过两代人的时间,地球的人口就能增长到那个时代的30倍。因此,现在的经济学必定是大众经济学,将来更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得不跻身其中,才能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能做到吗?应该怎么做呢?从物理意义上来讲,地球空间有限,话虽如此,如果一切无法自行运转,那么要由谁来协调地球上这么多人参与的复杂经济活动,如何协调呢?天地间俗事繁多,我们未及认真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当然,也可以说,那些计划并展望过未来的人曾经思考过这些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问题曾经困扰过他们。

“当前,我们正在遭受经济悲观主义的攻击。人们经常说,19世纪经济突飞猛进的态势已经结束;生活水平虽然一度迅速提高,但是如今步伐已经放缓,至少在英国确实如此;在未来十年,我们面临的应该是繁华落尽而不再是欣欣向荣。”到底是何人何时提出了上述观点呢?这些不是旧报纸上的无名论调,而是出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 —1946)之口。他的经济理论和建议帮助我们摆脱了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保证了西方经济的不断增长,而且这种增长几乎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末。如今,人们又可以把这些话拿出来说了,今天的人们对美好未来再次失去了希望。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却有超过半数的家庭认为,与自己相比,子女的生活水平将会变得更差。希望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这些预言都不会成为现实,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事情真的有可能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一切尚无定论,未来取决于多种因素。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明白取决于哪些具体因素。

上面引用的文字是20世纪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写下的,出自凯恩斯193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当时社会充满了满腹牢骚的悲观论调,作者远离了这些情绪,理性地回答了“未来一百年中,有关生活水平的合理期待是什么”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他曾提醒别人不要对未来经济妄下定论,认为我们无法对尚未发生的事情做定论,毕竟,未来还未到来。凯恩斯的这句名言经常被人引用,以至于成了滥俗之词:放眼未来,我们都会死。换句话说,我们最好不要总说什么将来,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虽然他曾经提醒过别人,但是自己还是对100年后商店里会摆放的物品进行了大胆的预测。他还犯了个大错误,认为在他的家乡英国,100年后的经济产出会是当时产出的8倍。他的错误不止如此,在预测未来时,他的很多假设并没有变成现实,其中两个假设尤其值得一提:战争将会消失;人口问题会得到解决。他对未来极其乐观,因此他预测的前景有些美好过头了。他认为,如何满足人类需求这个首要经济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这个观点非常正确。然而,他觉得这个问题能在一个世纪内得到解决,事实证明这个预测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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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曦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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