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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投资增长率不应超过GDP增长率1.4倍

2013年12月25日,由中国经济周刊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论坛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在论坛发表演讲,表示投资增长率不应超过GDP增长率1.4倍。

 

“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于2013年12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中国经济论坛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成思危:投资增长率不应超过GDP增长率1.4倍

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 2013年12月25日,由中国经济周刊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论坛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会上表示,我们反对过度的投资,那么什么是度?我个人觉得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可以深入研究,我个人认为投资的增长率似乎不应该超过GDP增长率的1.4倍,这是我个人一个很粗浅的估计,但是实际上最近11个季度,2011年1月到现在的11个季度来看,都超过了。

以下为演讲实录:

成思危: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中国经济论坛,我认为这个论坛是一个思想性、学术性非常强的论坛。可能我年纪大了,活动也逐渐在减少,但是这次又给我戴上了一顶名誉主席的帽子,似乎不来也不行。刚刚我看了一下日程,今天上午五位演讲嘉宾一共2小时,平均每个人24分钟,我就把我的24分钟用足,不占用其他演讲人的时间。而且今天的演讲人各方面都是有深刻造诣的,所以我想讲讲我最近的一些思考,供大家参考。

大家知道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最重要的是制度创新。今年3月我和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就叫《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其中我的文章叫做《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之源》,所以制度创新是带有根本性红利的对改革来说。那么这次三中全会决定大家也可以看到,决定里头充满着制度创新、充满着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只要我们认真贯彻中央的政策决定,我想就可以逐步实现我们的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现在统计上讲,支出法计算GDP是叫三驾马车,简单的说就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但是这种统计实际上有一个问题,跟国外比较,它是把政府开支放到消费里头去了,政府的消费跟居民消费放在一起,国外政府开支是单独列出一项,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谓消费拉动就看不清了。但是从去年十八大以来,政府厉行节约、减少政府开支,尽管不可能把两个分得清楚,但是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一季度是中国消费最旺的时候,因为有元旦和春节,去年一季度的时候,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达到70%。今年一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降了将近2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这部分我相信老百姓的消费没有多少降低,但是政府的消费大大的下降了,政府的消费下降以后,由企业来请政府花钱吃饭,这里连带的效应也表现出来了,所以下降的非常快。去年二三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还在50%以上,今年大概降了10个百分点,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政府下决心控制公款消费效果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说明原来的消费里头,政府消费应该说占了相当大的一个比重,如果剔除这个政府消费的话,那么居民的消费还需要进一步的增进,才能够真正起到我们的经济增长真正转移到内需,特别是转移到依靠居民的消费上,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大的一个概念就是要改变过去过度依赖投资的现象,但是我看到了有的人认为中国经济要发展,还是得靠投资,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按照十八大的精神,保持投资、适度增长,没有人否认投资的重要性。你没有投资,不可能拉动经济的增长,即使是你要发展科技、教育,你也要投资,没有人否定。但是我们反对过度的投资,那么什么是度?我个人觉得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可以深入研究,我个人认为投资的增长率似乎不应该超过GDP增长率的1.4倍,这是我个人一个很粗浅的估计,但是实际上最近11个季度,2011年1月到现在的11个季度来看,都超过了。去年和今年每个季度的投资增长率都在16到18之间,而去年和今年每个季度GDP的增长率都是7点几,不超过8。

过渡投资有什么害处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容易增加GDP的比重,第一类豆腐渣工程,这类GDP没有实际作用。第二类是无效的GDP,建的时候有GDP,建成了不能投产,这个产品卖不出去,GDP就不能再产GDP。第三类过于超前的建设,建成了以后,他不能产生效益,还要政府补贴,这都是GDP里的水分,那么这类水如果是过度投资,这类水分的比重就会增加。

再一个过度投资以后,对于政府来说会造成一种刺激效应,说得不好听一点,抽鸦片一样越抽越上瘾。因为投资来说是最容易拉动GDP的,只要你有投资,你就要拿生产资料,钢材、木材、水泥,拉GDP,所以投资最容易拉动GDP。对企业来说投资也是最省事、扩张,提高销售率最容易的办法。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往往就容易造成了投资不断的膨胀,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这个GDP里有5%的水分,你第二年还要增长,你就得把这5%的水分需要的投资也得补上去,所以你实际上第二年投资的量,就不是说光增加7%、8%GDP所需要的,而是要5%的水分还要进去,这是过度投资的第二点大的矛盾。

第三个大矛盾挤出效应。我们叫综合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给挤出去了,综合要素生产率包括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企业管理的加强。那么当投资增长快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忽略一些因素,比如说有钱了,你就会更多的重视引进技术,而不是更多的重视自己去开发技术。你这个投资增长快的企业,增长快的时候,对企业职工的培训可能就比较重视了,对加强企业管理更更加重视,反正我这个经济增长率在增长。所以说挤出效应本身也是很危险的。我们说要下决心,按照十八大精神,要保持投资的适度增长,不能因为过度的去依靠投资拉动经济。

从最近的数据看来没有什么改善,我们投资增长率今年前三个季度还是在17到18,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应该分析有没有水分,应该分析这里头有没有对综合要素的挤出作用,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应该重视的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讲的劳动生产率是指每人每年创造的增加值。我们说到从实体经济来看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实体经济大概是三部分,一部分农业、一部分是工业、一部分是传统服务业,农业和工业属于生产经济,传统服务业属于消费经济,金融等等属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我们的实体经济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中国是农业大国,根据世界银行[微博]的数据,在10个农业大国大概可以分成三大。

第一大是美国、法国、日本,每人每年创造的增加值是3万到5万美元。第二大俄罗斯、巴西、土耳其,每人每年创造的增加值是3000到5000美元。第三大中国、印度、印尼、尼日利亚,每人每年创造增加值只有300到500美元。当然我也质疑过世界银行这个数据,因为根据统计局的数字好像没有这么低,他们说因为统计口径和数据来源的不同,但是具体的保密,没法说了,只能引用他的数据来供参考。按照他们的数据算,我们的农业拉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就算这个数据有水分,差1倍,也只有十分之一。所以农业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农民的收入是很难提高的,所以这是三中全会实际上很重要的,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单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收入,农产品的价格已经跟国际一样了,你不可能再去有很大的提高。

那么工业呢,我们也算过10大工业国的劳动成本。如果按照现价计算的话,大概是每人每年11万人民币创造的价值,也就是不到2万美元。那么这个数大概是德国的五分之一,是美国的八分之一。希腊不在十大工业国之内,但是我们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也只是希腊的三分之一,那么这部分创造的增加值还分成三块,政府税收拿走一块、企业有一块、个人再拿一块,所以这样算下来,大概每个人每年的工资也就是不超过5万块。当然我们说要提高劳动在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少拿一点、企业少留一点,分给个人多一点,但是说穿了,就算政府一点税不收,企业一个钱不留,你不也才11万嘛。这个比西方国家的失业救济金高不了多少,所以我们说真正依靠消费拉动经济、真正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必须要努力的去提高每个人创造的财富,如果长期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那是难以为继的。

怎么样去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提高综合要素的生产率,综合要素生产率第一包括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对我们来说永远是推动提高劳动生产率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例如美国在90年代的一段时间,他可以实现高增长、低通胀,所以我们说一定要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一定要让企业努力的推动科技创新,从科技创新里头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职工的收入。

第二就是我们要强调提高职工的素质,因为现在的现代工业的发展,对职工的技术素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你必须要不断的去加强培训、提高职工本身的素质,当然这个素质不但包括技术素质,也包括思想素质、包括责任心等等,这个我觉得是第二个。

第三就是要加强我们企业的管理,我们企业管理应该说有不少进步。我每年都组织搞中国优秀杰出的企业管理模式奖,每年评5家企业,确实有很多好企业,但是应该承认确实有很多企业的管理比较差。你就看一个行业最好的和最差的差距就可以看到,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加强企业的管理,才能真正把企业的效益提上去,把劳动生产率提上去。我们一定要在提高职工的素质、加强管理上下工夫。

有一个例子。我们出口给一个国家一台高压泵,对方检验每一百台,总有两三台不合格,对方就提出到我们这儿安装,结果德国工人到这儿安装,100台、100台合格,结果德国提出来出口零件,我们派工人到你们那儿实习,来提高我们工人的水平,德方也同意了。我们去了工人实习的情况也不错,安装水平也提高了。有一天星期六他们出去玩去了,突然厂长打电话说给我回来,他们问什么事?回来了。回来以后厂长说你们星期五走的时候工具没有放好、地下也没有扫干净,这样我不接受你们实习。尽管是一个小例子,可以看到我们确实是在严谨性方面不如德国。我讲这些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希望我们的企业都能够树立一个高标准、严要求,像当年大庆所谓的“三老四严”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企业管理是必不可少的。我相信中国成功的企业在企业管理上必然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特色,否则的话,他是不可能做到比较好的绩效的。

今天我就这几个问题,跟大家做一个探讨。第一就是我们要靠创新来驱动,那么首先就是要制度创新,然后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共同的推动我们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投资的适度增长,防止过度投资的毛病。三中全会也讲了改变地方政府绩效的评价方式,不以GDP论英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条。第三就是我们一定要依靠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依靠加强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然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提高职工的收入,这样才能够说我们真正依靠居民的消费,能够有根据、能够不断的有收入的增长来维持居民消费的不断的增长,这样使得大家能够不断的去实现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这个中国梦,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网络编辑: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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