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特约撰稿人、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 霍建国
美国政府为何单方面挑起贸易争端？
特朗普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同当前全球贸易自由化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美方挑起贸易争端的借口是贸易不平衡，实则是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动摇其全球霸主地位。美国对华政策有重大调整迹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体现了特朗普一贯坚持的美国优先政策理念的膨胀。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其竞选时的极端主张，从“禁穆令”到“修围墙”，从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重启北美自贸协定谈判，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到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从基建投资到减税法案的通过……特朗普已经基本兑现了其竞选时的所有承诺，一贯任性的特朗普由此更加信心满满，他自以为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可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贸易保护主义动作。
特朗普先后采取对钢铁和铝的“232”调查以及专门针对中国的“301”调查，恰恰反映了特朗普执政以来的膨胀心态。特朗普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是同当前全球贸易自由化完全背道而驰的。当3月23日特朗普签署了针对中国的“301”行政制裁命令之后，导致全球股市剧烈震荡，美国朝野上下发生明显的争议。特朗普这一决策显然是对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明显挑战，是一种倒行逆施的行为。世界贸易组织曾明确表态，美国针对中国采取的“301”调查及制裁措施是违背组织保障措施规则的，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贸易争端，也体现出了美国白宫内阁鹰派人物已占据主导地位。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其内阁成员频繁调整，其中包括因政见不同被开掉的，因无法忍受其偏执理念而主动辞职人员等，替换人员已达到40%。从目前白宫内阁的人员配置看，鹰派人物已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贸易领域更加明显。比如目前的白宫国际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就是一位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目前的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也是一位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当年就曾参加过处理美日贸易摩擦并参与了《广场协议》炮制及重大政策制定过程；现任商务部长罗斯也是一个信奉贸易保护主义的商人出身。这三位人物合成一股势力都是主张要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采取严厉制裁措施的。
从去年年末美国发表的国别贸易政策报告就可以看出，他们一贯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不是由于美国经济结构失衡和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导致的，而是由于中国采取了不公平的贸易政策造成的结果。目前看，这3位内阁官员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将特朗普一些想法转化为可操作政策加以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宫的贸易保护主义官员已经绑架了特朗普总统。
去年年末，美国发表的国家经济安全报告中特别提到，俄中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并将俄罗斯视为其短期威胁，从中长期看中国才是真正富有挑战性的竞争对手。此外，包括美国的国防安全报告以及贸易报告等，都把中国描述为其主要的竞争对手，并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利益。从这些报告可以看出，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崛起，已经使得美国感到恐惧并意识到了其全球霸主地位的动摇。为此，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已由接触合作转向竞争打压，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此外，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使美国感受到“挑战”。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日益逼近美国，而且在国际市场竞争、海外投资、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合作等方面，也使美国日益感到正面临一种新的挑战。中美在价值观和体制机制上的差异也形成了明显反差。这一切归根到底都反映在市场竞争方面，而中美贸易的严重失衡又是美方挑起贸易争端最有力的借口。所以从形式上看，目前中美矛盾好似集中在贸易不平衡方面，其实质是中国崛起的过程对美国形成的潜在影响。
美国301条款同WTO规则存在明显矛盾，集中代表了美国单边主义的法律体系
美国此次对华采取贸易报复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而更关键的是要限制打压中国的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延缓中国的制造业振兴之路
从本质上说，301条款制度是一种单边报复制度，其目的是扩大美国出口，是美国产业保护制度的典型代表。该法律源于美国《1974年贸易改革法》第301条款，并由此发展成为针对不同情形的制度安排，俗称的301条款实际上含有多个条款，包括构成该制度基础的一般301条款，针对重点关注国家的超级301条款和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殊301条款，该制度旨在解决对影响美国商业利益的进口限制进行报复。
根据301条款，美国贸易代表受总统委托，可行使广泛的权利，美国贸易代表采取的措施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一类是由贸易代表酌情采取的报复措施。报复措施包括终止适用贸易减让、加征关税、撤销优惠待遇等，此外，美国法律还规定了监督机制，即对于外国政府承诺执行不力的或美国政府对执行不满意的，美国还可继续采取报复措施。
301条款主要是针对外国政府不公平贸易政策导致的美国市场受冲击的危害，其并不针对相关企业，而主要是针对贸易伙伴国的政府政策。根据其条款规定，美国一旦认为其进口由于受到某些不公平的待遇而导致美国经济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美国即可宣布对一国的贸易政策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可以采取加征关税、限制投资等制裁措施。美国曾对欧共体、日本等贸易伙伴使用过“301”调查，上世纪90年代初也曾对中国的外贸产生重要的影响。
但美国301条款同世贸组织的规则存在明显的矛盾。美国通过的1974年贸易法案当时是在美苏冷战期间出台的，一方面反映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同时也表现了美国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极端做法，特别是在其条款的执行程序上更带有美国一些独特做法，历史上曾受到当时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质疑。一段时间内美国曾有所收敛，很少动用该条款。
此次从美国宣布的对中国的“301”调查制裁可能涉及的领域看，主要涉及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机电产品和信息技术产品。从美国贸易代表在国会听证会上表态看，美国并不打算针对一般消费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对纺织品、玩具等产品采取征税措施将会影响到美国消费者利益，并将会拉升美国的通胀水平。
美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明确表示，将主要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以及和“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高端制造业产品征税，包括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及5G技术等。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此次对华采取贸易报复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而更关键的是要针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和“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高端产品，以此来限制打压中国的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延缓中国的制造业振兴之路。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既不占天时，又有违地利，更失尽人和
美国企图用当年对付日本的手段来对付中国显然是找错了对象，当今中国的体量、动员能力和行动能力将会大大超出美国的想象
从目前美国政策之变的性质看，其影响已不仅局限于美国贸易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冲击和挑战，其结果如何才是大家所关注的。分析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可以说既不占天时，又有违地利，更失尽人和。
3月22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道琼斯指数收盘暴跌逾700点 。（视觉中国）
首先从“天时”的角度来看，全球的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堪称是大势所趋，也是国际多边贸易组织长期倡导和努力的目标，而公平竞争的原则更是各国普遍接受的理念和追逐的方向。美国前不久采取的针对钢材和铝制品全球征税的做法，从二战后国际贸易发展史的角度看，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的做法，有悖于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体现了美国逆势而动的冒险行为。
随后美国针对中国宣布的“301”调查结果和制裁措施，更是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同时中国也准备好了足够的反制手段。美国企图用当年对付日本的手段来对付中国显然是找错了对象，当今中国的体量、动员能力和行动能力将会大大超出美国的想象，其结果不仅会影响到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而且将会严重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复苏势头，美国最后必将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将遭到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及世界拥有正义感的主要贸易国家的谴责和反对。
其次，从“地利”的角度来说，美国此次单方面宣布对钢材和铝产品征收25%和10%的全球性关税，其力度之大已超出了外界的想象，其理由既不符合世贸组织第二十一条安全例外的技术条款，也同美国1964年贸易扩大法案中232条款相背离。美国显然是混淆了经济安全同国家安全的概念，基本常识告诉我们，钢材和铝产品自然同飞机大炮相关，但其产品的不同属性又决定了其具体的用途。如果说所有出口到美国的钢材和铝产品都会影响到美国的国防安全，其结论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明眼人都知道，美国钢铁行业下游企业的数量规模远大于钢铁生产企业本身的规模，其征税的结果虽对钢铁业本身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对下游企业的冲击和伤害远大于其保护的利益。更不用说，如果特朗普是想用征税所得来弥补其减税的亏空，那就更不靠谱了，相反的结果是，征税后会导致钢铝产品的价格变化瞬速反映在通胀指标上，并部分抵消掉美国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
在此更值得探讨的是，此次征税在法理上的依据显然是不足的，现在此案虽还未诉至世贸组织，但其结果已不辩自明，可以看出美国此举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内的钢铁企业，或者说是为了迎合美国的中期选举在作秀，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其幕后的利益关系。实际情况是，美国征税举措既不符合贸易发展的一般理论，也不具备正当的法理依据，更确切地说是美国习惯的霸权主义的做法，缺乏操作的基础和条件，不仅会遭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和指责，甚至会遭到强烈反制。
美国征税举措既不符合贸易发展的一般理论，也不具备正当的法理依据，更确切地说是美国习惯的霸权主义的做法。（pxhere）
再次，从“人和”的角度分析，美国在宣布全球征税措施的同时又表示了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可采取豁免待遇，其条件是这两国必须在今后的北美自贸协定的谈判中做出相应的配合，显然美国是在拿征税措施作为讹诈手段，想以此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或国际谈判主动，至少是企图以此为要价，开启同不同国家的讨价还价过程。这种谈判伎俩用在国际关系的谈判层面，无疑显得既庸俗又很低劣，显然同其倡导的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并不在同一讨论层面。
从目前的迹象看，美国似乎想以高压和豁免的条件，拉拢其贸易伙伴来共同对付中国，从事态发展看，美国不仅难以实现其合纵之意，结果将不仅伤害美国自身的盟友，而且会使得美国在国际多边场合的主导地位受到动摇和破坏。从其内部争斗来看，白宫内部高层已明显陷入冲突和矛盾之中，一个政府的内阁团队三天两头在换人，岂能保持其政策的稳定性。从这点看，美国政策已经导致“人和”的丧失。
中国不主动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
针对美国的挑衅绝不能放之任之，一定要采取对等的报复措施，甚至可以采取一些更严厉的措施。在应对中美贸易冲突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将对美谈判的条件同已定的改革开放新举措有机地结合起来
此次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及对华制裁手段旨在打乱中国经济崛起的步伐。中美一旦陷入贸易战，随着相互制裁的不断升级，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所以打贸易战是解决不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只会破坏掉各自的经济增长路径和发展势头。所以中国应继续坚持不主动打，但也不怕打的主导思想，中国有底气，也有好牌。
首先，中国要理性地对待美方挑起的贸易争端，既要做好采取反制措施的准备，又要为双方的谈判留有一定的余地。可以采取一些威慑性手段，但最终目的是通过协商谈判制定出一个中长期平衡贸易和市场开放的方案，保持中美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其次，有必要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针对美国的挑衅绝不能放之任之，一定要采取对等的报复措施，甚至可以采取一些更严厉的措施。在整个的斗争过程中，保持斗而不破是最高境界，这是体现中国智慧和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验。再次，积极保持同世贸组织的协商与合作。从目前态势看，美国的保护主义做法已经遭到世贸组织的批评和指责，很明显中国是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上的，我们应积极保持同世贸组织的沟通，求得世贸组织的理解和支持，努力团结更多的世贸成员共同谴责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此外，中国要注意加强同欧盟及主要贸易伙伴的沟通。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的转换之际，十九大及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对我国的中长期发展目标都做了明确的安排。中国正在按照新发展理念砥砺前行，今年又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国必将推出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举措，加快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在应对中美贸易冲突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将对美谈判的条件同已定的改革开放新举措有机结合起来。
一是综合评判中美贸易摩擦及影响。中美贸易冲突一旦升级，其影响将是交织复杂的，很难做出准确的定量分析。从目前一些分析判断看，有专家认为美国如对我1000多种商品加征25% 的关税后可能会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0.2%的影响，这些分析都是静态的，实际影响将是相互交叉很难测算。因为目前的经济结构当中，我国出口中外资企业仍占有相当的比例，而在我一般贸易的出口中，还存在着部分进口中间品的因素，所以不能完全根据关税的总水平和加征的量来推断对经济增长价值的影响。应加强综合评判研究，凭我们的智慧和能力妥善把握并控制事态的发展。
二是要积极扩大进口。美国打贸易战的意图一方面是想抑制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不排除通过以加征关税的高压手段来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进口，所以从平衡中美贸易的角度，把蛋糕做大，处理好利益的平衡才是最佳的选择。例如中国可以通过大幅度降低工业品和消费品关税实现扩大进口的目的，并要特别注意扩大自美国的进口以缓解目前的矛盾和压力。
三是继续支持海外投资。特别是要解决对美投资存在的矛盾和障碍，通过鼓励部分对美出口较集中的商品逐步增加在美的生产和销售能力。这是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实现互利共赢的最佳选择。从国际贸易的发展规律看，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扩大投资逐步调整贸易的流向，缓解直接出口的压力。
四是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在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过程中，必然会使我国目前货物贸易项下的顺差受到一定影响。鉴于目前我国货物贸易顺差较高，而服务贸易却持有巨额逆差，更关键的是要尽快提高服务贸易的出口竞争力，大幅度降低服务贸易逆差，在此基础上我们在解决货物贸易顺差问题上才可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所以我们要加快服务业的开放进程，提高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特别是针对服务贸易的逆差部门，更要注意做好贸易平衡工作。
五是继续探讨中美双方在更宽领域、更大范围的合作空间。中美两国在全球事务中存在着众多的合作可能，在能源领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金融市场方面，文化教育、太空领域、高科技领域以及在全球治理和国际贸易投资的规则方面都存在着合作的可能，需要我们双方以务实的态度积极加以探讨，开创新的合作模式，探索新的合作空间，共同造福于两国人民，为世界积极发展繁荣做出贡献。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燕 | 北京报道
“美国此次借所谓301条款调查向中国发难，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战略考量。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既保持战略定力，也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针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打贸易战不仅两败俱伤，而且会殃及池鱼，各方应保持理性。
特朗普目的在于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中国经济周刊》：此次引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是美国启动的“301”调查，这也是美国第6次对中国动用301条款。与前几次相比，这次有什么不同吗？
毕吉耀：对中国等竞争对手开征高额关税，是特朗普竞选时的重要承诺之一，拿关税做文章也是特朗普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第一步。今年年初开始，美国已经宣布将对进口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板以及大型家用洗衣机征收临时性关税。3月初又表示要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课以25%和10%的重税。3月23日，美国宣布暂时豁免对欧盟、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墨西哥、韩国等经济体的钢铝关税至5月1日，其贸易制裁意在中国不言而喻。
无论是美国单方面提高钢铝关税，还是依据其国内贸易法对中国进行“301”调查，并威胁要采取大规模加征关税等措施，都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协定的单方面贸易保护主义做法。特朗普此次签署备忘录是基于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301”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到310节，一般而言，301条款是美国贸易法中有关对外国立法或行政上违反协定、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行动的立法授权条款。WTO成立以后，美国已经很少动用301条款。此次再次动用301条款对付中国，是公然违背WTO多边贸易协定，用国内法来调整国际贸易关系，是典型的贸易霸权主义。
美国此次发布的“301”对华贸易报告中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反复强调中国对美国作出的双边承诺，包括“技术转让和技术合作必须由企业独自决定，中国政府不得将之作为市场准入的前提条件”，“中国必须对国内所有或开发的知识产权与其他国家所有或开发的知识产权一视同仁”等等，同时列举了“中国制造2025”的发展规划，认为中国是有步骤地引进外资，消化吸收技术，从而提高中国的生产水平。特朗普政府认为这些条款对美国企业不公平，影响了美国企业的利益和竞争力，因此要采取包括加征关税等在内的措施纠正中方所谓不公平不对等的做法。
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特朗普的目的还是希望借“301”调查提高谈判要价，压迫中国在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等方面做出让步，以便为美国企业攫取更多的商业利益，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以减少贸易逆差。
《中国经济周刊》：从此前几次的“301”调查结果来看，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涉虽然一度剑拔弩张，但最终都通过协商达成了共识。就此次的贸易摩擦，有学者认为中美贸易关系正处在转折点上，协商难度变大，此次贸易摩擦有没有可能升级成为贸易战？
毕吉耀：从目前阶段来看，谈贸易战还为时过早。美国现在的种种作为，包括威胁采取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目的是提高谈判要价，以便在接下来的协商谈判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贸易战、贸易战的规模和烈度会有多大，还是要取决于接下来双方磋商谈判的结果。即使美国单方面决定对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或者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中国也会根据受损情况相应地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以维护中国的合法利益，并视美国的下一步行动继续做出适度合理的反应。
从贸易摩擦升级到贸易战要经历一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双方既可能“边打边谈”，最后双方做出都能接受的妥协，从而避免贸易战，也可能会出现谈不拢的情况。中方不想打贸易战，也不怕打贸易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打贸易战不仅两败俱伤，而且会伤及池鱼。不但会动摇多边体制的根基，而且会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并威胁到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这几天美国乃至全球股市的大幅下跌和剧烈动荡，就反映出投资者对打贸易战的担忧。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国际分工和市场竞争的结果
《中国经济周刊》： 特朗普上台以来一直在强调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如何看待美国对中国贸易长期逆差这一情况？
毕吉耀：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由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决定，也受到现行贸易统计制度、美方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等因素影响。从美国的经济结构来看，服务业占的比重最大，制造业相对所占的比重较小。在全球化分工的背景下，即使中国对美出口大幅减少，他仍然需要从其他国家大量进口来满足国民需求，整体贸易逆差的情况并不会有显著改善。其次，中国对美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是顺差，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农产品和服务贸易方面都是逆差。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包括美国在内的外企搬到中国来生产，许多产品的加工组装环节在中国，而零部件和元器件则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进口，然后成品再由中国出口到美国，而用于加工组装的进口中间品的价值也算在中国头上，夸大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但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贸易长时间存在逆差，并且美对华贸易逆差占美贸易总逆差的比重最大，势必造成美国把削减对华贸易逆差作为主要目标。美国试图减少贸易逆差的意愿可以理解，毕竟促进贸易平衡发展是各国都想追求的目标。但是，中美贸易不平衡并不是中方采取了所谓不公平的做法造成的，而是现行国际分工和市场竞争的结果，双方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妥善加以解决，采取单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甚至威胁打贸易战的方式，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可能导致两败俱损的双输局面。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此次针对中国违反了美国的知识产权的指责？有声音认为，这一指责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毕吉耀：中美企业之间的技术转让由企业平等协商、自主决定、有偿交易，不存在政府强制和干预。中国企业到美国开展投资和收购，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的企业自主选择，遵循商业考虑和市场化原则，相关交易遵守美国法律，并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在美国公众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数十份评论意见中，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支持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等指控。而且，强调技术转让问题并不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特朗普政府一再强调技术转让，是因为中国并没有违背WTO的相关协定，只能在这些方面找碴，来增加和中国谈判协商的筹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投资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在自主研发技术开发方面，也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成就。比如我们自主研发的大飞机C919、量子通信还有高铁技术。中国的整个产业都在向中高端发展，同时也会和很多国外的企业进行技术方面合作。美国应该重新考虑过去对于本国一些高科技产品过时的不恰当的限制。
特朗普为何执意要“倒行逆施”？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此次特朗普政府启动“301”调查，美国企业和智库普遍对美方单边行动表示担忧。在国内反对声音如此大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执意如此的目的是什么？
毕吉耀：特朗普奉行所谓美国优先战略，认为现行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及美国参加的一些额区域贸易协定没有很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采取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使得美国利益受损，导致产业向外转移和就业岗位流失，声称要重构更加公平对等的双边经贸关系。特朗普上台执政后，立即宣布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中止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并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并且不断采取反倾销、反补贴，以及违反WTO协定但方面对钢铁和铝制品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全球范围内制造贸易摩擦。此次，由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挥向中国，不仅受到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盟国的反对和抵制，也受到美国国内各方面的批评和反对。美国国内许多行业和企业担心特朗普的鲁莽行为会招致贸易报复，从而不仅不能解决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反而会遭受更多的伤害。
但是，特朗普执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并威胁据此对华采取惩罚性贸易措施，一是他在竞选期间一再批评美国几十年来的贸易政策，并将提高关税其作为他竞选承诺的重要方面，现在要兑现竞选时对选民的承诺。二是当下美国又面临下半年的中期选举，特朗普也意图打“贸易保护牌”向选民拉票，以继续维持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优势地位并争取未来连任。
中美贸易失衡是特朗普挑起贸易战的直接原因，美方要求中国降低美对华贸易赤字1000亿美元，进一步开放市场。但中美贸易失衡责任不在中国，除了贸易方面的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储蓄率低下、传统制造业竞争力丧失和金融等服务业占比较高，美国长期依赖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吸引国外储蓄或资金流入，以维持其商品进口和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格局变化和美国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又加剧了其对外贸易失衡。因此，对中国施压并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也未必能达到特朗普期待的效果。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出增速换档、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新特征，经济增长不再像以前那样过分依赖出口，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0%以上，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从危机前的8%以上降至目前的不足2%，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
从这方面看，即使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加征关税或其他限制措施，也难以影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大局，但美国消费者可能要承受进口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福利损失。如果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美国的一些行业可能会因出口受阻而受到冲击，并进而影响到这些行业的就业、收入和企业利润。中国不愿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希望美方三思而后行。
美国借301条款发难，有其战略考量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此次贸易摩擦中值得我们思考或者关注的问题有哪些？
毕吉耀：中美建交40年来，双边经贸投资关系发展迅速，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两国的企业、投资者、消费者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中美关系是互补互惠的，和则两利，斗则两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在经贸、投资、产业发展等众多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保持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增长。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在一些高科技领域和高端制造业方面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加强，正在赶上甚至在个别领域超过发达国家，这引起了一些顽固秉持冷战思维人的“担忧”。他们视中国为对手、进行“经济侵略”，散布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试图采取各种手段迟滞和阻碍中国发展。美国这次借所谓的301条款调查向中国发难，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战略考量。
这不仅仅是一次偶发事件。我们要提高警惕，既保持战略定力，也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在战略上，我们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化，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立足自主创新的国内需求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在战术上，要未雨绸缪，既要强身健体，进一步提高我国产业、产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要有针对性地准备好应对措施和方案，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决捍卫我国的发展利益和合法权利，维护公平竞争的国际经贸秩序，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适当调整外贸政策取向，更加注重贸易的平衡发展。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更加强调扩大出口创汇和带动国内经济增长和就业，那么现在则要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不仅要继续鼓励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国内短缺的原材料，也要适度扩大进口高质量高品质的消费品，以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倒逼国内供给体系不断提高质量和效率，逐步降低外贸顺差，促进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 首席评论员、中国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钮文新
多年来，美国为了各种利益诉求一再拿中美贸易失衡说事儿，以至于摩擦不断。比如，2003年之后，中美贸易失衡成为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但事实证明，人民币升值对抑制中美贸易失衡毫无作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或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至少从数量上看，影响甚微。现在，特朗普又开始以此为由挥舞贸易大棒，“201”、“232”、“301”调查等一系列贸易制裁手段不断推出。
特朗普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样做真能达成中美贸易平衡？或者是为了加大谈判筹码而逼迫中国妥协？其实我一直以为，美国拿贸易失衡说事儿，从来都是“项庄舞剑”，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限制，以至于最终挤垮中国经济，至少它绝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成功地转型升级、高质量地发展，当年的日本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是偶然的，这是国际经济格局演变之下的必然结果。
背景一
全球经济格局进入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
发达国家纷纷回归实体经济之后，各国政府既要保护本国市场，同时还要争夺国际市场，由此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2015年6月我们提出“全球经济格局进入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观点，现在看，这一趋势已经更加明显。比如，英国脱欧已经变成现实，欧共体出现了很大晃动，民粹主义思潮回归并执掌政权；继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之后，特朗普更加激进地推动这一进程，甚至背叛过去40年美国自己主导建立并全力推进的国际经贸秩序和规则；发达国家纷纷以各色手段争夺全球实业资本、股权资本，为产业资本大开绿灯，比如美国以“降税+制裁”——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诱迫他国企业到美国本土投资，同时以“QE+扭曲操作”压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等等。
这些操作实际都是在重塑产业资本地位，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至少在客观上相对削弱了金融资本对于经济的统治地位，金融资本至高无上——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也发生了相当程度的逆转。如果我们确信这一趋势，那我们就需要意识到：从奥巴马开始，美国政坛日益激烈的争斗，实际是作为产业资本代表人的总统——奥巴马、特朗普与金融资本的政府代理人之间的较量，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其背后同样是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转变。
全球经济格局转变起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实业资本，经济必然是金融化、空心化，即使是美国这样拥有最强大的货币霸权和金融深度的国家，也难逃危机厄运。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说，华尔街的金融业已经从“产业服务模式”变成“金融交易模式”，这是导致过去数十年间各种金融危机和金融动荡的直接原因。美国密苏里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赫德森在《全球分裂》再版序言中表示，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是对20世纪70年代前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国际经济秩序努力的大逆转，它的实质是美国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权在全球以金融手段接管这些国家，从而在全球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食利者经济”。
毋庸讳言，金融经济其实就是“食利者经济”，它是利用自身在财富再分配中的优势地位去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那为什么金融在财富分配中占有绝对优势？因为金融杠杆是经济领域最高倍数的杠杆。《新资本论》一书说，过去40年，在无度的贪欲之下，金融杠杆不断放大。20世纪70年代之前（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全球信贷总量与全球GDP之比小于1%，但到2000年，这个比值为150%，而发达国家更超过200%。而据麦肯锡全球经济研究所的不完全统计，1980年，全球虚拟经济总值与全球GDP的比值为100%多一点，而1995年膨胀到了215%，2005年突破300%达到316%，2010年达到338%，其中美国该比值达到420%，欧元区该比值达到380%，英国该比值达到350%。
如此之高的债务、信用——金融杠杆，其背后的财富再分配越发剧烈而残酷。美银美林的数据显示，除去财富前10%的人口，其余90%的美国人所占社会财富，已经从30年前的36%下降到22%；1980年之后的30年里，美国1%高收入人群年均收入增长150%，0.1%高收入人群年均收入增长300%，而其90%的人群年均收入增长率只有15%。2010年，美国排名前25位的基金经理的收入总和是全美500家最大实业公司CEO收入总和的4倍。由此可见，以财富再分配为赢利追求的金融资本主义，使贫富两极分化登峰造极。
更严重的是，当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无法满足金融胃口时，泡沫经济就出现了，金融危机因此而频频发生。中国农业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统计，1970年到1997年——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全世界总共爆发金融危机139次，其中44次发生在发达国家，99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此前1945年到1970年——产业资本主义时期，全世界总共爆发金融危机仅为39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际意味着贫富两极分化不仅发生在一国内部，而且发生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分析近40年的金融危机，每一次几乎都会有一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倒下，多年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每一次都会大量消灭中产阶层，使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困人口大幅增加。
很显然，维系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延续，地球都会破产的，因此人类必须改变，必须找到新的发展之路。但如何改？这是困扰当今世界经济的核心问题。从发达国家的选择看，美国坚定地选择了回归实业，德国和日本原来就是实体经济为本的国家，而其他发达国家有些在观望，有些也在大力恢复实体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政府都要保护本国市场，同时还要争夺国际市场，如果大家都这样做，“逆全球化、反贸易自由化”趋势在所难免，其表象就是“贸易战”频发。
背景二
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善意与霸权谋利形成了太过鲜明的反差，这当然会让昔日霸主感到惶恐不安并进而把中国视为“对手”。全球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美国哪里是要和中国打“贸易战”，分明是和整个世界打“贸易战”
毫无疑问，一个占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中国的经济崛起必将改变世界经济版图上旧有的权重关系。中国进入新时代，践行新理论，让全世界感到了来自东方大国的气场，尤其是中国顺应全球经济格局演变，提出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发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互利共赢的世界经济新格局。这一切，不仅给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而其所作所为更被世界瞩目和钦佩。
中国善意与霸权谋利形成了太过鲜明的反差，这当然会让昔日霸主感到惶恐不安。不管美国是否理解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也无论中国如何努力地表达善意，只要美国认为自己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那它就会不遗余力，时时刻刻找麻烦。实际上，打从奥巴马开始，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就开始不断发生转变，而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这样的转变更加明显，201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报告》，该报告弱化了恐怖主义威胁，将“国家间战略竞争”视为美国家安全重点，文中10多次提及中国，并把俄中列为主要竞争对手；之后的1月30日，特朗普《国情咨文》中明确“大国竞争才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而中国从过去的“竞争者”定位，被提升至“美国对手”的定位。
有这样的背景，美国政府执意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挑起战端还奇怪吗？
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应当尽可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而减轻自己的贸易压力。实际上，这不仅做不到，而且无济于事。2003年开始，美国以贸易失衡为由逼迫人民币升值。如图一所示，200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中美贸易顺差不仅没减少，反而在增加。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美贸易失衡本来就不是汇率问题，而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性产业分工带给中国——出口加工国的必然产物，也是里根、撒切尔当年主导推动、全球经济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必然产物。
当年，全球物价因中东战争、石油禁运导致的石油价格暴涨而暴涨，美国不去停止战争压低物价，而是通过把联邦基准利率提高到20%去压制物价。结果，全球经济不仅历史第一次发生滞胀，更重要的结果是，高利率让制造业企业在美国本土无法生存，而大规模转移到低成本国家或地区，从而逐步形成了全球化的产业分工，美国以金融、技术、标准和人才的拥有站在产业链顶端，通过印钞就可以获得他国生产的一般消费品，而此巨额利益被世界公认为“铸币税”，它是霸权货币国家的特权。
难怪，当年亲手把联邦基准利率拉高到20%的保罗·沃尔克先生，今天在谈及那段经历时只会淡淡一句“那是政治”。那的确是政治，是美英联手让金融财团统治全球经济的国际政治。
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的放矢，获得了承接这次产业转移机会，迅速变成了加工贸易大国。中国生产的一般消费品，美国基本不再生产了，于是，中美经贸关系开始了“贸易、债务循环模式”，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将其定义为：美国印钞购买中国生产的一般消费品，而中国收入美元再去购买美国国债。
所以，只要全球旧有经济模式不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这一点，美国的精英们都明白，各发达经济体的精英们也都明白，但为了自身利益，他们选择了“方向性失聪”。而中国出于中美关系大局的考量，出于自身经济长远发展大局的考量，也会做出适度的妥协和让步。但中国有自己的底线。
中国经济正在创新发展、转型升级。中国的和平崛起，让霸权主义的稳定性感到震慑，于是中国“威胁论”又此起彼伏，同时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给中国添麻烦。但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的事实，全球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例如当美国阻止中国电子产品进入美国之时，必定减少中国对韩国、日本以致欧洲的电子元器件的需求。所以说，美国哪里是要和中国打“贸易战”，分明是和整个世界打“贸易战”。美国当局者需要清醒，全世界都不愿意看到毫无新意的“贸易战”，而更希望看到中美成为合作共赢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