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各界对公务员收入改革所涉及的诸多问题高度关注。这一方面彰显出民众对国家行政体制改革高度的参与和关注热情，以及期望更加公开和透明的公权力信息；另一方面，在各种争论和热议的背后，也反映出社会利益群体日渐分化，与之相伴的是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冲击下的敏感而浮躁的社会心理。

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权衡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凌博士认为，从任一方面来谈公务员工资应不应该涨都可能带有片面性或局限性。不能孤立地看待公务员能不能涨工资的问题，而是要同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全面看待公务员能否涨工资以及理性地设计和推进公务员收入分配改革，从而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清除理念上的困惑与体制性障碍。

　　困惑一：公务员收入分配与国家整体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问题相互交织

上海经济评论：权老师一直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这次也是“三公”经费与收入分配联动改革问题研究课题组长。请谈谈两者的关系。

权衡：这次三中全会与以往的提法略有不同，就是明确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是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新格局，不是简单地提消除收入差距等之类的问题，而是从强化一次分配，完善二次分配，规范分配秩序，优化分配格局，强调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性与有序性。特别是强调在市场化分配机制、政府再分配、城乡分配关系、收入分配统计体系完善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完善，逐步、合理解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和不公问题，显然这是一个比较务实和理性的判断和做法。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关键不是去消除收入差距，而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正义；消除差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关键就是需要通过改革实现三中全会提出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这样才能够实现我们常常说的加快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问题，这也是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核心和标志。

我们刚刚完成的《以“三公”经费改革为契机，有效推动公务员工资改革联动突破新方案与新政策》研究报告，主要是提出以“三公”经费改革为契机，有效推动公务员工资改革联动突破，重点提出公务员工资改革与“三公”经费改革的联动机制与突破方案，借助压缩“三公”经费之际，进一步规范公务员群体的收入来源和分配秩序，同时又增强公务员队伍激励机制，为提高行政效率、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奠定前提和基础条件。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如何看待和评价目前关于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各种争论和不同观点？

李凌：大致可以把目前对公务员能否涨工资的争论区分为两种相反的观点。支持应当给公务员涨工资的一方认为，无论是同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公务员工资收入相比，还是同国内大中型企业业务骨干的工资水平相比，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显然是偏低的，或者至少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在“学而优则仕”等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公共部门吸纳了大量优秀人才，这可以从声势浩大的“国考”中管窥一斑。但在经历了5至10年的公务员生涯之后，却发现以前在智力和能力等各方面上可能不如自己的同学、朋友，在去了私有部门后获得了数倍乃至数十倍于自身收入之时，就产生了强烈的心理落差和对职业发展的负面预期。在这个意义上，公务员属于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基层一线公务员，尽管工作稳定，但也正因为公务员的工作过于循规蹈矩、按部就班，造成工资和收入来源单一、约束条件多，不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尤其是去年，中央八项规定等出台以后，甚至一些部门公务员本身也认为自身工资收入水平太低，引起舆论关注。

另一种相反观点认为，虽然公务员的名义工资不高，但公务员“灰色收入”不可小觑，福利待遇甚是丰厚，还有许许多多老百姓看不清弄不明的各类津贴和补贴，而且公务员在职期间交的社保比企业职工少得多、甚至不交，但退休后的养老金却比企业职工多得多，涨幅也更快。有研究表明，企业退休人员连涨七年养老金仅达到同等条件公务员养老金的三分之一，这就是所谓的公务员养老金的双轨制问题，即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金主要由国家财政统筹，而企业员工和个体劳动者的养老金则是由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金双轨制饱受舆论争议，引发对公务员工资及其福利待遇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已经触及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的挑战，再加上社会舆论已经在这类观点上占有一定的话语权，为此，但凡一提及公务员加工资，就难以不同腐败和社会分配不公联想起来，从而给公务员加工资增添了不小的社会舆论压力和难度。

权衡：最近，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在各个层面都有所反映，争论日趋白热化。两方面的意见都不够全面，有些争论其实会产生新的误解。

公务员工资收入分配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高低、多少的问题；争论的背后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国整体收入分配领域中一些非常普遍的问题，因此讨论公务员收入分配问题，离不开大的分配问题和环境，必须把公务员收入分配同国家整体收入分配问题结合起来，把它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全面审视并作出科学判断，包括有关公务员工资收入分配的理论建设问题等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迅速扩大的收入差距成为“增长奇迹”背后的社会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3左右上升到2003年的0.479，进而又上升到2008年的0.491，尽管2012和2013年分别微降到0.474和0.473，但仍然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而且在长达11年的时期内持续波动于0.47-0.49的较高区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处于下行通道，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迫在眉睫。经济增速下滑与收入差距扩大，极易对社会心理造成冲击效应。

另一方面，加上少数腐败问题，也造成人们对公务员队伍的复杂心理；什么原因导致大学生、研究生的“公务员热”问题；为什么中央八项规定颁布以后，公务员收入成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人们会把许多问题与公务员收入分配“联想”在一起，因此这个问题就显得比较敏感和复杂。

上海经济评论：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否成为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李凌：从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切入，讨论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是在城乡之间、城乡内部不同收入组、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传统分类视角之外，又增添了一个“官”与“民”的新的研究视角，有些讨论实则触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摩擦，涉及公务员队伍的公正廉洁、政府的公信力与行政效率问题。如果再进一层分析来看，公务员的收入来源还同财政分权与财政预决算体制有关，所以还涉及财政因素对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包括政府的预算外收入、“三公”经费的支出与使用，土地财政以及房地产行业发展等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重大体制机制问题。为此，公务员收入分配问题绝非简单的公共部门内部的问题，而是同国家整体收入分配格局乃至行政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把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整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