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金观涛、刘青峰在考察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和国民党的斗争中胜出时发现，中共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可以深入到农村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国民党则到区一级以下就无法进行社会整合了。不顺应社会结构改变的政治经济和经济结构，本质上是脆弱的。

中国说经济结构转型已经说了很久，但到现在为止，地方政府仍然热衷于“救市”，只能让人怀疑，指向未来、体现了对执政党、政府、社会的责任担当的“转型”，能战胜眼前的“既得利益”吗？当经济结构的“转型”被忘在一边，人们有理由问一下，这对于社会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从近代开始，中国被卷入到了现代化的洪流中。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一体化就此开始瓦解，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无论是否愿意，由此成为一种宿命。这是中国建构新的自我的必由之路。甲午战争，中国输给了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上先走了一大步的日本，表明一个拒绝转型的政治结构，缺乏应对内外危机的能力。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总会在既定的社会（和国际社会）情境下有一个自我认同，以及希望获得“他者”对自我的认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在改革、转型中完善自我。而向市场放权，强力反腐，强化对权力的监督约束，等等，正是完善自我的行动。与之相比，“救市”违背的正是这一问题意识。